卡夫卡有一则关于法的寓言：法的门前站着一个守门人，一个乡下人来到他的面前，请求进门去见法。守门人说，现在还不能放他进去。乡下人问，过一会儿是否允许他进去？“可能吧，”守门人答道，“但现在不行。”

就这样，来来回回，乡下人在法的门前浪掷一生，不得其门而入。弥留之际，乡下人的眼睛变得模糊，恍惚之间，似乎看到一束光线从法的大门里射出。乡下人问了守门人最后一个问题：“每个人都拼命要到法的面前，可这么多年来，除了我，竟没有一个人来求见法，怎么会这样呢？”守门人答道：“除了你，没人看到这扇门，因为它是专为你开的，我现在要去关上它了”……

有些人一生为法律所笼罩，始终得不到法律的庇佑，譬如，站在我们面前的这位悲伤的淘宝店女店主。

2017年淘宝女店主游女士因海外代购服饰，涉嫌通过快递邮寄、雇请“水客”偷带以及自行携带等方式走私入境，销售牟利，偷逃税款约300多万元，被法院判处十年有期徒刑。

三百万税款，十年的刑期，女店主的遭遇刺痛了人们的神经，人们的自由何以如此不值钱？与此对比，贪官们贪污动辄数十亿，所领刑期也不过十数年。应该说，立法机关所创设的法律并没有做到内部和谐统一，对一些案件的判罚明显“罪刑不相适应”，使人们觉得错愕、不解。在代购如此普遍的今天，哪个人的微信朋友圈里没有几个代购呢？他们或者是办公室里漂亮的女白领，旅游赚钱两不误，也许是相夫教子的家庭妇女，做做代购补贴家用。这些走私者，与上个世纪八十年国门尚未打开时，拿着武器对抗国家主权的穷凶极恶的走私者相比，主观恶性是截然不同的。

法律有滞后性，不断进化的法律才是好法律，一成不变的法律终究难逃“良法变恶法”的宿命。公元1801年，雨果看到一个名叫彼埃尔·莫的穷苦农民，因饥饿偷了一块面包而判五年苦役，因而写出了《悲惨世界》，世易时移，200年后的法国，应该再也看不到类似的恶法和悲剧重复发生了吧。

毋庸置疑，这些年中国的法律也在进化，无论是对经济类犯罪死刑的慎用，还是对刑法谦抑原则的落实，皆有目共睹。然而，与快速变化的社会现象相比，进化不免有些慢，或者严重不均衡。例如，对于贪官，其贪污金额不断突破人们的想象，从数亿，到数十亿，再到数百亿，其情人，从几个，到几十个，再到数以百计，与其对应的法律从慎用死刑，到程序正义，法律在慢慢变得文明。对于有钱人，法律也逐渐谦抑起来，这是法律的进步，然而，在法律的进化过程中，门外的“乡下人”却被法律有意无意地遗忘了…… 

刑法153条走私普通货物罪体现了一定的谦抑性，但与逃税罪不同，走私普通货物罪的谦抑性，不庇护于“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或“特别巨大”的的犯罪者，根据规定，数额较大、巨大、特别巨大的起点数额分别为10万、50万、250万。在淘宝店主走私案中，逃税金额约300万，如果法院陈述属实的话，法官判罚基本无问题。但是，法官判罚是合法的并不意味着它是合理的，相反，法官的判罚与人们预期的矛盾，合法与合理的尖锐冲突，恰恰说明了我们的法律可能出了问题！法律将走私普通货物罪逃税金额之数额“较大”、“巨大”、“特别巨大”起点定得过低，使得惩罚的累退效应特别明显，不符合“罪刑等价原则”，对“乡下人”不公平。

走私普通货物逃税超过50万，面临三年以上十年以下刑期，逃税超过250万人民币，即面临高达十年的刑期，立法者对走私货物逃税行为的惩罚不可谓不重！然而，走私普通货物逃税数额超过250万之后，我们不难发现，惩罚出现了严重的累退的效果，逃税金额越大，相应惩罚越小！即，淘宝店主逃税250万，十年刑期，如果逃税金额是250万的1万倍，即250亿，最后的结果可能也只是比淘宝店主多坐几年牢而已。对逃税“250亿”的人来说，刑法是谦抑的，文明的，然而对逃税“250万”的人来说，刑法却是混不吝的、暴起伤人的。由于各类刑法的起刑点低，随着社会的发展，违法存在普遍性，法律不得不选择性执法，在法的门前徘徊的人们，面对的法律是不一样的，千人千面，这不是一个理想的法治社会应呈现的状态。

中国社会过去四十年可能走了发达国家近百年的发展历程，老百姓眼界也开阔了，250万实在算不得“特别巨大”，法律也不应该对“250万”莫名惊诧，以“特别巨大”为名，将一名年华正茂的女店主扔进深牢大狱，这并不是法律的光荣，斯时，女店主母亲瘫痪在床，正在读高三的儿子怎么也不相信自己勤劳的母亲是一个罪大恶极的罪犯。

法律的进化，是一个复杂而痛苦的过程，需要社会各界的呐喊与推动，遗憾的是，被法律拒之门外的“乡下人”往往是人数最多，而声音最弱的。因此，法律的进化，可能存在严重不均衡的风险。极有可能出现这样一种状况，法律对掌握了话语权的人们是文明的，温和的，反过来对弱势群体却是暴虐的，不讲道理的。

与此类似，法律的不公平现象还有很多，病患打医生，医生还手，并定性为“互殴”；见义勇为追小偷，小偷摔死，见义勇为者被判刑，彭宇案、许霆案……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人们对法律产生种种质疑，有时候，法律似乎与人们趋同的道德观背道而驰，渐行渐远。这种法律与道德的割裂，加剧了人们行为的不可预期性，不利于社会的和谐和稳定。

前不久发生的重庆公交车坠江案，人们普遍质疑，为什么不能对袭击公交车司机的乘客处以重刑，以避免类似袭击司机的事件的发生？有网友给出了聪明的回答：因为制定法律的人不在公交车上。

卡夫卡说，“人类更应该痛恨我们自己……”，信哉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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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文